埃及副总统苏莱曼于2月11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穆巴拉克已经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这意味着，持续了三个星期的埃及国内政治动荡似乎暂告一段落；但与此同时，埃及动荡的国际影响可能才刚开始显现。
要理解埃及动荡的国际影响，首先要了解其动荡根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最根本的是，发展问题才是动荡的深层次原因。埃及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其实是不错的，2006年至2008年间平均增长7%，即便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与2010年，埃及经济增长也达到了3%与5.8%。但经济发展的成果却没有体现为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最近10年来埃及失业率一直徘徊在8%~11%之间，而其中90%失业者是29岁以下的青年。因此，年轻人成了这次动荡的主力军。
其次，穆巴拉克个人执政长达30年，成了最“合适”的动荡借口。事实上，埃及并非由穆巴拉克个人说了算，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统治集团，而军人在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此次动荡中，无论是穆斯林兄弟会，还是副总统苏莱曼，或是反对党领袖巴拉迪，都无法取得主导地位，使得推翻穆巴拉克显得颇为困难，动荡也就久拖不决。因为这个统治集团本身的力量很强大，埃及目前尚无某支政治力量能单独推翻它，因此穆巴拉克的个人长期执政被最大化地利用了。
第三，在国内发展没有取得明显成果的同时，埃及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正在下降。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使得两伊力量对比失衡，从而提升了伊朗地位；另一方面，土耳其在反思1964年遭到美国制裁（因为与塞浦路斯的领土争端）和1997年遭到欧盟“抛弃”（即未批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外交失败，进入新世纪[22.72 0.58% 股吧]后开始实施多方位外交，国际地位迅速上升。
埃及敏感的地缘位置使其动荡广受关注，因此也会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除开将随着埃及局势稳定而逐渐消除的经济影响之外，埃及动荡的国际政治影响可以用一个同心圆模式来观察。
这个同心圆的中心层，或者说最直接的影响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将出现极化发展。目前的伊斯兰世界存在三种政权组织模式：一是以伊朗为代表的宗教集团执政模式；一是以土耳其为代表的高度世俗化且亲西方模式；居间的是埃及在动荡之前的以军人主导的世俗化加个人长期执政模式。在这次动荡中，几种模式的主要代表国家都相当关注：伊朗和试图使伊斯兰教法具有宪法地位的苏丹，都期望宗教力量在埃及能掌权，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沙特的政治结构类似动荡前的埃及，因此希望埃及能保持稳定，这样对其自身的君主制冲击会最小化；土耳其显然希望埃及进一步实施民主改革，进一步世俗化。目前来看，埃及将可能朝向土耳其模式发展。尽管更多的伊斯兰国家会效仿埃及，如也门，但并不意味着整个伊斯兰世界都会如此。如伊朗或苏丹这样的国家，或许会进一步强化其宗教集团治国的方式。
同心圆的中间层是，非洲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可能会放缓。原因很简单，埃及的动荡，加上之前突尼斯和科特迪瓦的危机，都可能使非洲国家误以为，政权稳定与安全比经济发展更重要。而今年恰好是非洲大选年，全年将有17个国家举行总统大选。这意味着至少这17个国家，对于赢得选举和保持国家稳定的关注可能会优先于经济发展；如果加上那些没有大选但也存在类似埃及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国家，那这个数字将更大。因此，尽管创造出“金砖四国”这一名词的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最近将非洲称作“金砖大陆”，但由埃及动荡而来的政权稳定担忧，可能使得非洲的发展步伐放缓。
同心圆的外圈是，埃及动荡可能诱发一波扭曲的民主化进程。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突尼斯和埃及的剧变是意外之喜。但这反倒可能激发其雄心壮志，在今年的时间里通过资助草根阶层发动“革命”而在非洲、中亚、拉美等地区发动新一波的民主化攻势。二是，现实往往具有讽刺意味，如同穆巴拉克将权力交给军方所暗示的，“民主革命”未必真能带来民主。因此，这一波民主化可能会是西方一时头脑发热而思考不周的后果，同时也是旧有权势集团换种方法继续掌权的装饰。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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