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珏
9·11事件转眼十周年。美国电影人因9·11而创办的“翠贝卡电影节”也成长为鼓励聪慧思考、独立制作影片的平台。在今年电影节上，向战地摄影师致敬的影片《枪声俱乐部》开幕首映，并收获好评。
《枪声俱乐部》的导演史蒂文·西尔文是一位以纪录片起家的导演。在他的调配下，影片呈现出一种“仿纪录片”式的真实和冷寂。
故事背景在上世纪90年代。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与祖鲁族支持的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南非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四位白人摄影师组成了著名的“枪声俱乐部”， 用最直白、最真实的画面，揭示这个国家血腥的日日夜夜。“他们直面危险，多次被逮捕，但从不放弃。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为信念而战。”美国摄影师James Nachtwey这样定义这个“小团体”。
血色笼罩下的南非，充满极端暴力。影片用大量镜头，再现了当时的嘈杂混乱，恐怖与绝望。导演史蒂文刻意把日间的光线明度调至饱和，在这样刺目如烂银般的白光里，仇杀遍地，人命如草。随便一个理由，就可以让人们毫不犹豫毁灭一条生命。在这种情形下，四位战地摄影师靠近再靠近，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导演把由泰勒·克奇扮演的著名摄影师凯文·卡特，从外形上塑造得酷似切·格瓦拉，而内里则共通与生俱来的倔强斗士气质，浪漫主义者叛逆的灵魂。但与切·格瓦拉不同的是，卡特在精神上其实更像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文化的遗腹子，固执而孤独地飘荡在八九十年代的非洲大地。终日面对无数不公后，卡特最终只相信自己手中的相机，相信唯有不说谎的光影能传达黑暗，带来光明的救赎。
片中，四位战地摄影师每日如猎犬嗅察血腥，然后直奔目标，在快门的“咔嚓”声中展开最贴近死亡的工作。枪林弹雨的街头，刀光闪闪的部族聚集地，在对杀戮的旁观中，他们目睹了比常人多几十倍几百倍的死亡，日复一日的精神的巨大冲击和折磨像一根根永远无法剔除的深刺，将摄影师的内心也撕扯得鲜血淋漓。可以想象，一个敬业的战地摄影师需要目睹多少生命死去，多少痛苦重复上演！但是，最无奈、最职业的也在这里：他们必须去、只能去记录，然后通过影像的辐射，再去改变这个世界。作为记者，他们依靠捕捉伤害和死亡影响更多生命，但作为人，他们如何抵御这些惨痛的冲击？
片中两位男主角，枪声俱乐部成员摄影师格雷格·马琳诺维奇和卡特，分别以作品《沙巴拉拉之死》和《饥饿的苏丹》获得普利策奖。影片在自然行进中，还原了这两幅作品的拍摄过程。在苏丹，卡特目睹极端饥荒中的大地和人类，受到极大的刺激。那幅仿佛天意，震惊世界的作品便是在这种刺激下诞生的。影片描摹了当时的场景：皮包骨头的小女孩，虎视眈眈的秃鹫，他们在影像的两端，以一种平静的惨烈成为近乎整个非洲苦难的标示。
当兴奋的卡特赴美领奖时，铺天盖地的质疑也向他袭来：你有没有赶走秃鹫？你为什么没有救出小女孩……?所有的诘问，仿佛启动了内心深处原存的彷徨和无力感。它们纠结在一起，变本加厉地折磨着卡特的灵魂。对于当时发生的一切，影片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没有给出鲜明的定位和评价。我想这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职业习惯：不下定语，不断案，让公众有公众的道德优越，让摄影师有摄影师的真实和迷惘。光影兀自流淌，而真相却像鲍勃·迪伦歌中唱的那样，“答案在风中飘荡”。
1994年，在获得普利策大奖后的三个月，卡特自杀身亡。影片没有回避他一段时间内靠药品甚至毒品麻痹自己的事实。可以说，最终的挫败和虚无，让卡特像一杯被彻底冲尽泡乏的茶，那些生命中的痛苦终于压倒了曾让他前行的力量，他失去了修复自己的能力。
全片收尾在卡特生命的最后一刻：车窗外，阳光流过青青草叶，微风的窸窣仿佛可以听到。但卡特已再不想睁开他的眼睛。
《枪声俱乐部》虽然是部故事片，但它用一种近乎漂流的记录方式，波澜不惊地再现了摄影师们的人生截片。说不上煽情，也没有悲歌，一切笔触都是淡淡的味道，这种九月的微凉中和了生命的寒冬和炎夏。而在温腻的日子里，这样的微凉是必要的。每一次阅读这些逝者的人生都是一种提醒：血腥和饥荒不是故事，而记录这一切的他们也不是传说——它们和他们，都曾在这世界上寸身寸血，真真切切地存在过。那些脚下鲜血头顶瓦蓝的天空，它就在我们的隔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