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华
在《计篇》中,孙子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可以算是石破天惊的命题——“兵以诈立”。仁与诈的对立,也成为儒学与兵学冲突的矛盾焦点。后世儒者,多以诡诈有违仁义道德为由,对孙子进行指责和批评。那么,如何理解孙子“兵以诈立”的思想呢?
要看到的是,孙子的诡道理论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适应当时历史环境而提出的一种兵学理论。西周建国之初,进行了两项标志着奴隶制文明走向成熟的制度建设——封邦建国和制礼作乐。在周礼制度的规范下,即使是进行战争,也往往表现出一种温情脉脉的色彩。按照旧军礼的要求,不在敌国国君或重要人物的丧期发动战争,不在敌国出现灾害时发动战争；要以堂堂之阵实施正面会战,而不能采取迂回、侧击、奇袭等战术；取得胜利后,不能灭亡其国,而是讲求要“存亡国,继绝世”；进入敌国,要“不擒二毛”(不俘获头发花白的老人),等等。平王东迁后,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下降,各诸侯国为争霸权而相互征伐,军礼制度也随之走向衰微。至春秋末期,恪守军礼的传统终于被摒弃,一个“变诈之兵并作”的新时代来临了。孙子“兵以诈立”的命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从理论上讲,这是对被旧军礼扭曲了的军事规律的反正,是对战争本质属性的深刻揭示。
孙子亲自参与的吴楚柏举之战,便是其诡诈理论运用的一个典范。针对楚国地域广阔、政令不一的特点,吴国制定了“疲楚误楚”的策略,即将军队分成三支,轮番出击,袭扰楚国的一些战略要地,而当楚军大量集结后,则迅速撤离,而不与之决战。这给楚国决策者造成了致命的错觉,公元前506年,吴国数万精锐突破边界重要关口,迅速挺进到汉水东岸时,楚国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遂仓促应战,结果大败。吴军连战连胜,最终攻陷了楚国都城——郢,取得了军事上的完全胜利。
孙子所讲的诡诈,指的是用兵作战时对敌方采取的欺骗行动。战场交锋无规则可言,比的是谁骗得高明,骗得巧妙。孙子将其归纳为诡道十二法。诡道理论的核心,便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认为,这是兵家取胜的奥妙所在,是不能预先规定好了的,完全要靠指挥员在战场上灵活动用,适时而变。
诡道理论是对战争本质属性的深刻揭示,诡道用兵也在战争领域迭放异彩,成为战争史上最为精彩的内容之一。随着技术的进步,欺骗的手段不断更新,但其实质则是永恒不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更是现代战争条件下对孙子诡道理论的巧妙运用。战前,盟军在另外一个方向布置了大量用橡胶制作的坦克、兵员,造成军队在此大量集结的假象,诱使德军分兵防御,从而大大减轻了诺曼底登陆时的阻力,为取得作战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的诡道理论是指战争领域的特殊规律,这一规律对其他领域并不完全适用。即使是军事领域本身,对象不同,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待。明代哲学家李贽认为,《孙子》的思想是仁与诈的统一,与儒家的《六经》“同仁义一原之理”,这是很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