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我也阳了

昨日害冷,浑身疼,乏力,手脚冰凉,盖了两床被子,脚还是冷,这两天发高烧,38度以上,最高38.7度。我也没吃药。第二天嗓子开始疼,有痰。媳妇比我早一天阳,两个孩子现在嗜睡,发烧,没有食欲。估计是一家人都要阳。一周之内感觉口干舌燥,需要多喝水。

发病期间身体比较虚弱,以前正常的短距离散步,现在做起来都很困难。流鼻涕(还有血丝)、咳嗽会持续很长时间,2周了,还有这些症状。第九天的时候我做了一下抗原,是阴性,第11天抗原结果也是阴性。

疫情“吹哨人” 李文亮离世 世卫组织发文哀悼

2月7日3时48分,@武汉市中心医院 微博发布消息称,该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对此我们深表痛惜和哀悼。

武汉市卫健委:沉痛哀悼

3时57分55秒,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公告: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不幸感染,因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我委特向李文亮医生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李文亮

来源:人民日报、武汉卫健委网站、武汉市中心医院微博

世界卫生组织官方账号已发布推文,向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表示哀悼。

我们沉痛悼念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向他应对肺炎疫情的所作所为致敬。

“他是最早发现病毒,并且预警提醒别人注意病毒,做好防护的人。他在被释放后又到前线救人。”一位李文亮的本科同学在微博中留言。

而就在2月1日上午10时41分,李文亮才最终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他在自己的微博上留下了 “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武汉中心医院医生黄毅传用战友形容李文亮。李文亮是英雄,他还那么年轻。

记者在李文亮的微博中注意到,2019年11月27日,李文亮还曾吐槽过爱乐维贵。2019年12月5日,他还曾在广州塔下打卡。这个给自己的标签只有“眼科医生”的80后,和大多数的我们一样,关注科技、喜欢电子产品,时不时会在微博中@老婆。

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因最早于2019年12月30日向外界发出防护预警,而被称为疫情“吹哨人”。

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在同学群中发布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不久后,他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而被辖区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训诫。

根据1月31日李文亮在其微博中的描述,2019年12月30日,他看到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显示检出SARS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出于提醒同为临床医生的同学注意防护的角度,所以在群里发布消息说“确诊了7例SARS”。

1月1日,武汉警方发布通告: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处理。

1月3日,公安局找到他,要求他签了训诫书,此后他一直在医院正常工作。在接诊了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后,1月10号他开始出现咳嗽症状,11号发热,12号住院。“那时候我还在想通报怎么还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他后来住进ICU,之前做了一次核酸检测,但一直没出结果。

此前经过治疗,他的核酸显示为阴性,不过仍呼吸困难,无法活动,父母也在住院中。让他感动的是,病房里看到很多网友支持和鼓励。

“我的心情也会轻松一些”。李文亮在微博发长文时澄清,“我没有被吊销执照,请大家放心,我一定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出院!”

他还说:“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兵。恢复以后还是要上一线。”

李文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了自己感染肺炎的经过:1月8日,他接诊了一位82岁的女性患者,就诊的疾病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他说:“我们平时接触患者也没有做特殊防护,病人来的时候也没发热,我就大意了。不过,第二天也就是9号,她就发烧了。等她CT做完,我就高度怀疑她是病毒性肺炎。因为CT显示,她的症状是’双肺磨玻璃样病变’,这是病毒性肺炎的表现。而且,已经排除了常见病毒感染,支原体、衣原体感染等情况。不过,因为医院还没有用于检测确诊病人的试剂盒,当时并没有给她确诊。她1月8号住院,我1月10号就出现了咳嗽症状。随后我的病情也发展出现严重症状,并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摘自:人文同安,发布时间:02-07 09:35

社评:向李文亮医生致以敬意

李文亮医生7日凌晨不幸被新冠肺炎夺去了生命。他的英年早逝令我们非常难过。新冠肺炎迄今的死亡病例大多发生在中老年身上,年仅34岁的李文亮医生是逝者当中非常年轻的之一,这尤其令人唏嘘,令人悲恸。

李文亮医生是武汉中心医院的一名医师,他是去年12月最早预警这场危险病魔的8名医生之一。回过头看,他的专业性警觉尤其令我们对他产生了敬意,他当时发出的警报没有立即受到重视,反而被训诫,这件事为社会开展反思提供了一个有触动的样本。

李文亮
李文亮

去年12月,人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还很有限,李文亮能够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率先在专业人员的范围内拉响警报,这是他高度专业性表现的一部分。在人们后来的追述中,发现他在平时的工作中就展现了令人尊敬的医德。医生在传染病爆发的时候就是战士,医院就是战场,李文亮的因公殉职英勇、朴实,尤其让人心痛。

李文亮的多名同事也都染上了新冠肺炎,他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成为了这场与病魔殊死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场之一。李文亮未能幸免于夺命之祸,说明了这场战斗的艰巨和复杂。

值此危急关头,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为了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为了避免更多的人被染上李文亮医生等人最早警告的病魔而竭尽全力。现在全国都在增援武汉和湖北,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原题:向李文亮医生致以敬意)

凡小西:《哭了!武汉封城7天,我的真实经历》

22岁开始,我做了15年记者,每个月在全国各地采访出差,一直以为,自己也算见过世面的人。

我们每次出差都是一个人,这15年出差途中,我独自遇过小偷、遇过骗子、遇过半夜敲门的流氓……大概是“身经百战”了,我路感很好,到了陌生的城市,从不迷路,给我一个地址,我就能准确地找到对方的家。我一直自信,自己能力很强,不需要保护。

可是,这次的春节,我却从未有过的恐慌和害怕。从未有过地渴望有一声问候,一个拥抱,一句理解,甚至是一个:“保重。”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我的家乡,武汉,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封城。

谁也躲不过命运的心血来潮,它总会会突然拐个弯,刷新你之前的认知。

封城第一天,就有很多读者在后台关心我,希望我写点什么。我却怎么都静不下心来。2003年,非典闹得很凶,但那时候生活并没受严重的影响,只是出门要戴口罩而已。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然席卷武汉,此时的我,已是中年,我担忧自己的孩子,担忧年迈的母亲,也担忧自己和亲人。

今天是武汉封城第七天,虽然疫情持续严重,但我还是决定好好记录一下这些天的日子。给你们呈现一个真实的被封在城内的武汉人的感受。

此刻的武汉,外面很安静,我站在窗户前,看到对面那条街上,那个皇冠蛋糕店门口,足足2分钟,只有一条狗、两辆汽车和一个骑电动车的人,走过。

那条路名叫“静安路”,是从中南路通往南湖的主路,平时车水马龙,非常热闹。

电视剧里,主人公总爱说一句话:想起过去,真的像一场梦啊。

为何会像梦?因为眼前和记忆里的,差距太大。

今天,29号,想起19号,也像一场梦。

武汉人真正开始警惕,媒体真正开始大肆宣传这场肺炎的可怕,真正开始报道疫情,是20号早晨。

19号那天,我们武汉市的老百姓在做什么?我回忆一下我的吧。

19号那天,老公单位有全院职工羽毛球大赛,下午2点开始比赛,晚上聚餐。我儿子从中午开始,就要出门上培优课,下午是数学,中间要换个地方,晚上是另一个机构的语文课。

那天午饭后,我开车把儿子送到中北路岳家嘴的某机构上数学,看到他进教室后,我就开车去了姐姐家。

70岁的母亲今年在姐姐家过年。我给他们买了点水果,一起商量着怎么吃年饭,在哪个酒店订年夜饭。

下午2点半,我开车接儿子放学。因为考虑到晚上还要去水果湖上课,我和儿子商量,一起逛街吃晚饭。我们去了徐东的群星城,我买了一双鞋,他买了一只手表,还买了一个大公仔,他说,可以睡觉抱着,我还笑他是个小宝宝,还需要这个。

我们那天逛得很开心,我说:过年了,想买什么,妈妈送给你。

晚饭,我们是在外面吃的,点了很多好吃的。凡凡说他还看中许多菜,没机会点了,我说,我们除夕中午来。临走时,我还特意问了服务员,服务员告诉我,过年不休息,正常营业。

吃饭后,我送儿子去培训机构,从徐东到水果湖,全程堵车。

我们都没戴口罩,路上的行人也没人戴口罩。繁华的武汉市,街上到处都是人,大家在买衣服做头发,在吃饭聚餐,在热闹地计划着怎么过这个春节。

一路上,车子几乎都走不动,快年底了,各个公司和单位都在开年会,堵车也很正常。

晚上6点半,我送儿子到了上课的地方,然后开车回去,我在手机上预约了小区门口一家美容院的spa。我计划着,做完spa,正好可以去接儿子放学回家。

那晚的美容院,人爆满,女人们都在做指甲、种睫毛、化妆,二楼的单间,也都躺满了,做脸做身体,希望美美地过个春节。

而此时的老公,还在外面和他一大群同事,吃年饭。

这就是19号,武汉市民的生活轨迹。其实,早已危机四伏,我们却没有觉察。

作为武汉市民,其实我们和全国其他普通老百姓看到的信息,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是的,尽管12月和1月初,零星有一些新闻报道武汉有病毒性肺炎的事,但后面似乎就很少有媒体提及,我们市民掌握的信息是“可控可防”、“不会人传人”。

一个1400万人的特大城市,谁会在意这二十几个肺炎的病人呢?

舆论扭转急下。

20号早晨,我北京的同学突然给我发消息,提醒我一定要防护,肺炎很严重了。我还是有点不以为然。

可是,很快,事情就超过了我们的预判。20号上午,新闻报道一波比一波严重。

很快,武汉市各大培优机构,纷纷宣布停课。

作为一名武汉记者,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武汉市市民真的不比你们早知道消息,也没想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所以,对那些20号之前,就回老家的武汉打工人员或者大学生,请停止抨击,他们真的不知情。而且,新冠肺炎的潜伏期很长,许多人离开武汉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症状。就算出现了一些症状,也只是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已。

你们会因为感冒停止出差吗?肯定不会。

21号,我们一家去超市买了许多米和菜肉,本来在儿子放寒假之前,我们仨就计划着春节自驾去广东玩。

但是疫情爆发后,我们对广东的朋友说,我们不去了,决定在武汉过年了。

那时候,并不知道会封城,只是觉得既然武汉爆发了传染病,自己可能也带病菌,如果出去,可能对朋友一家造成困扰和不安。

22日晚,十点多我就躺在了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打开手机,群里和微博上,有许多和武汉疫情相关的视频和照片,让我觉得很恐惧和担忧。

凌晨2点,一条“武汉封城”的消息,突然登上了新浪热搜。

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立刻摇醒睡着的老公,告诉他这条消息。

老公一听,他也很紧张。我带着哭腔对他说:“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他也说:“我也没遇到过。”

武汉是九省通衢、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做出这样的决定,说明疫情真的非常严重,好像远超17年前的sars。

似乎一瞬间,这座城市被死神笼罩了。

清晨,有几个同学发消息给我,告诉我,他们已经连夜开车出去了,言语之中,我们家很傻。也有一些离开的朋友发消息安慰我:“没事没事,窝在被子里,哪里也不去。”

说实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我们坚守这座城市的人,就是等死。

看着窗外逐渐亮起的天空,我默默流泪,恐慌、绝望、难过。

老公却温柔而理性地安慰我,他分析:“老婆,你别怕。其实我觉得出去的人,没我们安全。火车站、机场和高速公路,都是病毒密集的地方,这个病,既然是人传人,那么我们把自己关在家里,只和家人待在一起,得病的几率,就是最低的。”

这话让我内心稍稍安定了一些。

没有尝过封城滋味的人,一定无法理解类似被抛弃的绝望和恐惧。病毒肆意,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23号清晨,老公开车去超市,抢回了充足的食物和药物。上午十点,武汉市全线封闭。

下午,我说,我在小区丰巢,还有快递没拿,不可能一直拖着不拿,会过期的。他不让我下楼,说他帮我去拿。他说,所有需要出门的事,都让他做。

戴口罩、戴手套、护目镜、穿上旧棉袄、戴帽子,每次出门前,他都要穿很久,回家后,又要把衣服丢在门口,然后浑身消毒。

当晚,我开始嗓子痛、咳嗽,我严重怀疑自己被感染了,我对老公说:“如果我得了肺炎,我自己去医院,你们千万不要管我。不要被传染了。”老公却抱着我说:“傻,要是被传染了,我们都已经传染了,又分什么你我呢?”

灾难面前,人性的极美和极丑,一个人的素质高低,都会暴露到极致。相信这些天,你们也有各种不同的体会,大家可以自己细细体会和思考。

24日,是农历的除夕。往常这个时候,我们家有丰盛的年夜饭,有酒有肉有各种祝福的仪式,但是今年,我们只炒了3个菜,老人说:“还不知道要封多久,这么多菜,必须省着吃。”

坐在电视机前,我们都无心看春晚。不停地刷着手机,看着各种信息和新闻,忧心忡忡。

窗外的城市,没有了昔日的繁华和热闹。
曾经总是和朋友埋怨这座城市的喧嚣
也曾一度讨厌它的市井气息和码头文化
如今
我却分外想念这片土地上的生机勃勃

凌晨,农历新年的钟声敲响。

这个城市很安静,安静地像死了一样。

但是,窗外的万家灯火提醒我,这城市还有很多很多和我坚守的武汉人,我们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这座城市。

不管是主动地选择留下,还是无奈地选择留下,我们最终都心甘情愿地和武汉,共存亡。

往年的除夕夜,虽然禁鞭许多年,但总有一些胆子大的人,会星星点点放一些爆竹。那些爆竹声,带着希望带着憧憬,提醒我新年的到来。我们全家人总会在这个时刻,美好地计划新的一年。

可是,2020年庚子年的除夕,我永生难忘。窗外没有一丝鞭炮的声音,远方的远方,还是寂静。

我知道,在这座城市,有千千万万的失眠人,他们不知道这场疫情到底有多严重,不知道明天自己会不会成为病人?第一次觉得,死神离自己那么近,却也无能为力。

可是,除了精神上的惊恐,网上一些言论,更让武汉人伤心和失望。

有网友说:“活该!你们武汉人吃蝙蝠,吃野味,吃出了病,让全国来买单。”

在这里,我想郑重解释一下: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我和我周围的武汉人,从来没吃过这些奇怪的动物。所以,不要因为某一个两个人的行为,来伤害一千多万无辜的武汉市民。他们正在承担严重疫情和死亡的威胁,你可以不关心他们,但请能够善待和正确地看待这件事。

有网友说:“武汉人跑出来500万,这真的好可怕啊。是向全国放毒吗?”

我解释一下这500万人口的组成,武汉是一个高校数量全国第二的特大城市,常规拥有150万外地大学生,还有200多万外来打工者。

这些人,每年过年是需要回家的。而这500万客运量,是从一月的春运开始的,而且还包括从武汉转车转飞机的人数,绝对不可能是封城当晚的数量。

武汉,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一样,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城里几乎走掉了一半的人。这很正常。

其实,稍微对我们国家城市结构和人口结构以及铁路运输结构有些了解的人,都不会因为这500万人口的数字而害怕。

2003年,sars从广东传出,所有人骂广东人乱吃东西。2020年,新肺炎从武汉传出,铺天盖地骂武汉人。这都是不公正的,疫情如天灾,谁都不能保证,下一次的灾难,是否会降临在你所在的城市。

如果,下一次,你的城市你的家乡,生病了。你在忍受死亡威胁的时候,还被网友辱骂,你会怎么想呢?

昨晚,封城第六天。敬一丹的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今夜,听武汉老同学的声音》,其中有一段话,让我潸然泪下——

在猝不及防的病毒面前,
武汉人首先是弱者,是受害者,
是需要同情的可怜人,
他们是我们的父老长辈,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
那里的水也流进了我们的血脉。

此刻的武汉,需要的是怀抱
而不是唾沫甚至拳脚。
武汉人不怕面对困难与凶险,
怕的是没有理解与同情。
武汉人不怕做出割舍与牺牲,
怕的是没有光亮与温度。

为了全国的安宁,为了春节的祥和,
他们毅然选择了悲壮!
挺住,武汉!
加油,中国!

PS:凡小西:15年新闻纪实刊物记者。可以去凡小西微信公众号访问1月29日的原文,原文有配图。

人民日报海外版:《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望海楼)》

和平年代没有硝烟,但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同样考验着每一个人。

  这些天,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向这座有1000多万人口、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城市——湖北武汉。面对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武汉毅然关闭离城通道。

  武汉人民正在用爱建设这座城市。“我的城市生病了,但我依然爱她!”公益歌曲《武汉伢》击中无数武汉人的泪腺。当疫情笼罩江城,当熟悉的街道变得冷清,武汉人民没有慌乱,他们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担起了该担的责任。

  面对疫情,身患绝症的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不下火线、与病毒赛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女医生张旃写下“个人觉得不需要告诉,本来处处都是战场”的现代版“与夫书”;无数封“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请战书上印着鲜红手印;无数人“连轴转、白加黑、纸尿裤、就地躺”……这些冲锋在前的白衣勇士,是武汉“最美逆行者”。面对疫情,270多名工人共产党员组成的突击队,带领上千名工人昼夜奋战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工地;生产和服务抗疫产品的企业员工加班加点……各行各业守望相助,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坚实保障。面对疫情,大多数武汉群众顾全大局,主动选择“留守”,自觉居家过一个“安静”的春节。

  因为爱这座城,武汉人民克服了很多困难,作出了很大牺牲。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守护者,是这座城市的英雄。

  武汉,本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里打响过辛亥革命第一枪,经历过抗日战争时“保卫大武汉”的烽烟岁月,迎战过1998年的特大洪水……艰难险阻铸就了武汉人“用身体筑城墙”“人在堤在”的勇敢刚毅,涵养了“不服周”(指不服气、不甘心)、“不信邪”的倔强顽强。所以,如今即便疫情严峻,即便困难重重,武汉人也没有被吓到、没有被压垮。

  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用爱温暖了这座城市。虽然武汉按下“暂停键”,但武汉人民并非孤军奋战,全国人民是坚强后盾。截至1月28日晚,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29个省区市及3支部队的52支医疗队6097人的“援助大军”驰援湖北;截至1月30日,湖北累计收到615.43万件捐赠物资。武汉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直播画面,每天吸引数千万观众发出“武汉,加油”的集体呐喊……有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再寒冷的冬天都会过去。

  回溯历史,从曾经席卷全球的疟疾、伤寒、霍乱、鼠疫、天花,到本世纪开始流行的艾滋病、非典、禽流感、登革热、埃博拉,人类文明史,就是与疫病不断抗争的历史。中华民族更是在抗击各种自然灾害、疫病、外来侵略等艰难困苦中锻造出不屈不挠、团结奋战的精神禀赋。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理性、更加智慧,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的前进步伐。

  钟南山院士几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个劲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我们坚信,只要继续秉持科学和理性精神,只要继续紧紧依靠包括武汉人民在内的广大群众,坚定信心、科学防治、群防群控,武汉就一定能过关,中国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彭训文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治理有关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这篇文章说清楚了!

​​新型肺炎出现以来,围绕这一问题的谣言,一度甚嚣尘上。为什么会发生谣言?如何治理谣言?应该打击什么样的谣言?这是我们在打赢抗击新型肺炎的人民战争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不可能冲在治理谣言的第一线,但是我们有责任向全社会表达自己对解决谣言问题的法律思考。

 
一、谣言的概念以及谣言是如何产生的?

  “谣言”是生活用语,法律上对谣言表述为“虚假信息”。在有关新型肺炎的问题上,编造、散布,或组织、指使他人散布虚假信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属法律严格禁止的对象。 虚假信息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一线实施社会治理的有关机关和个人,对此应有深刻的认识,这是更好履行执法责任的前提。笔者认为,谣言之所以产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虚假信息起源于个体认知能力的局限。 

不同个体基于认知水平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虚假信息,我们应该理解法律对个体的适度宽容态度。  比如,在武汉市公安机关处罚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案件中,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我们的确可以认定,鉴于新型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且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予其训诫或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都有其正当性。


 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所以,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 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 

2、虚假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 

谣言止于公开。群众基于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慌乱,是人之常情,应予理解。如果在这种时刻,有关信息及时、全面地公开,群众的疑虑自然会削减。但是,如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群众基于其社会交往圈与自己的生活经验,往往容易听信并传播各种谣言。 所以,解决谣言问题,依法处理是治标,信息公开是治本。我们做好了信息公开工作,群众就会将公开的信息和自己获知的谣言相对比,久而久之,当群众发现政府公开的信息永远正确时,谣言就自然失去了群众基础。反之,如果谣言一次次被现实证实,那么群众在突发事件面前,会自然地选择相信谣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级官员决不能仅把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视角考虑问题。 经此一役,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我们宁可把问题想得更严重一些,宁可把对群众的警示讲得更严肃一些,宁可把局势形容得相对严峻一些,以此激发起群众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度重视,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类似特殊战争。

 3、虚假信息起源于特殊的自媒体环境。 

我们今天面对的媒体环境与“非典”时期有根本差异。“非典”时期,尚不存在自媒体的概念,信息渠道只有官方媒体一种。彼时,论坛、博客、手机短信等非传统传播方式虽然存在,但造成的影响极其有限,尚不足以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通道。 如今,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商业媒体的发展以及微博、微信等一系列社交媒体的出现,人们的信息来源异常多元,个体的声音可以经由互联网而无限放大。身处在疫区的个体,可以通过语音、短视频等方式与社会公众进行更加直观、更加真切的交流,打破了官方媒体对信息传播的主导权。显而易见,在海量的信息中,任何试图掩盖真相的尝试都只是徒劳,传统的信息管控措施也很难再有效实施。 一方面,这是中国社会愈加成熟、愈加自由、愈加开放的标志。另一方面,这种自由也给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媒体土壤。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自媒体环境中遭遇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而这种复杂局面,也是当今国家治理进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二、什么样的谣言必须严厉打击? 

不是所有的不实信息都要进行法律打击,但是在决战新型肺炎的特殊时刻,有些谣言必须严厉打击。 从目前各地公安机关查处的有关案件看,以下几类信息应属于严厉打击的对象,可以进行行政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予以刑事处罚。

 1、谣言涉及疫情状况,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 比如,某地没有疫情而编造该地有疫情出现的信息,从而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但是执法机关在查处类似案件时,应全面审查其主观恶意与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如果其主观上并无重大恶意,谣言也仅在较小范围内传播,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后果比较有限,考虑到该类谣言在客观上对一定范围群体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有一定积极影响,且澄清该类事实较为容易,故对这类谣言的编造者、传播者,应以批评教育为主,以行政处罚为辅,刑事处罚在非极端情况不予考虑。

 2、谣言涉及污蔑国家对疫情管控不力等信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在国际社会广受认可和赞誉,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公民对国家更好地开展疫情管控工作可以通过正当途径提出自己的意见,有关专业人员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甚至是善意的批评。但是肆意编造国家对疫情管控不力等信息、明知是是虚假信息还进行传播的,主观恶性极大,客观上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依法应予严肃处理,必要时应予刑事追诉。

 3、谣言涉及捏造医疗机构对疫情处置失控、治疗无效等信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 民众对疾病治疗有重大关切,对医护人员在一线面临的防护措施出现短缺的现象有关切,对医疗机构治疗新型肺炎的能力有关切,这些情绪也可以理解,这些正当诉求,民众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进行表达,有关专家学者或者专业人员对上述问题开展正当学术批评,亦属言论自由范畴,依法应受法律保护。 但是,鉴于疫情防控已经升级为国家行动,有关疫情的处置与疾病的治疗信息应绝对以国家的权威信息渠道为准。任何编造上述不实信息并传播的行为,都极易造成社会公众的巨大恐慌,主观恶性较深、社会危害巨大,应依法坚决予以打击。   

 4、其他容易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谣言。 鉴于社会生活纷繁复杂,新类型谣言层出不穷,审查不同情形的行为,应结合其主观恶性与客观影响等情形综合判断。 诸如一些“鼻子抹香油可以预防新型肺炎”“盐水漱口防肺炎”“喝酒吸烟防肺炎”等谣言,鉴于该类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较低,且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应以正确引导、科学普及为主,不宜进行法律惩戒。 但是其他一些肆意捏造事实的行为,诸如夸大疾病死亡人数、夸大疾病死亡率、捏造负面的所谓医生“自述”等行为,鉴于其主观上并无任何善意可言,且极易造成社会公众严重恐慌,依法应予严惩。 

三、结语 

与谣言的斗争,本质是一个如何争取群众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基于其开放和自由,我们对一些不实信息并不进行管制。澄清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认识,一方面靠国家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广大人民群众自身。 但是病毒当前,国家面对重大考验。在这个时候,对不怀好意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应给予其坚决、有力打击,这是国家政法机关的应尽之责。社会各界、有关人员,在这个问题上,应有更加清醒的认识,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作者:唐兴华 ​​​​,摘自1月2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新浪微博。

联合早报:《中国高院罕见为武汉疫情“造谣者”正名 为下来问责地方官员埋下伏笔》

有分析指出,最高法通过解释“造谣问题”力挺“造谣者”,显示中国官方内部对武汉和湖北在处理疫情的做法上相当不满,地方官员预料得为疫情扩散承担责任。

在极为汹涌的舆论声浪下,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前天罕见地为武汉疫情“造谣者”正名,变相对武汉官方作出公开批评,为下来问责地方官员埋下伏笔。

有分析指出,最高法通过解释“造谣问题”力挺“造谣者”,显示中国官方内部对武汉和湖北在处理疫情的做法上相当不满,地方官员预料得为疫情扩散承担责任。

武汉肺炎疫情去年12月31日披露隔天,武汉警方处罚了八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SARS”信息的“造谣者”,指他们在不经核实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武汉警方当时还在官方微博警告:“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

根据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前天发布的对其中一名“造谣者”的采访,这名医生因在聊天群披露“确诊七例SARS”,被所在医院要求写反思,并在当地警方要求下签署《训诫书》。

武汉肺炎疫情演变成公共卫生危机后,中国民众对武汉警方以“散布谣言”为由封堵舆论极为不满,质疑这导致社会失去防控疫情最关键的20天,而警方采取的行动是基于当地政府隐瞒疫情的目的。

中国最高法院前天在官方微博发文强调,“解决谣言问题,依法处理是治标,信息公开是治本”。

文章措辞强烈地写道:“各级官员决不能仅把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视角考虑问题。”

文章还对当前的媒体环境与2003年沙斯时做对比指出,在当前海量的信息中,任何试图掩盖真相的尝试都是徒劳,传统的信息管控措施也很难再有效实施。

文章为八名网民正名称,尽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并非沙斯,但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初听信了这个“谣言”,对疫情防控可能是一件幸事。

文章还呼吁执法机关“保持宽容态度”,并指出:“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

中国流行病学科学家曾光:这八个人是可敬的

最高法在舆情高涨之际发声,被视为向当初处罚八名“造谣者”的武汉市当局直接施压,迫使其表态或认错,而中国专家和意见领袖近期也纷纷声援这八人。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昨晚对话《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时评价,“这八个人是可敬的”“他们是事前诸葛亮”。

最高法的文章被中国各大媒体转载后,武汉警方昨天在微博通报称,这八人在网上传发的消息属于“未经核实的信息”,“因上述八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此番澄清招来更多批评,不少网民要求武汉当局公开道歉。有网民留言:“特别是那位(提出)‘疑似SARS’的,如果武汉市政府也能有这样的疑问,全国现在估计就在开心过大年了吧。”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受访时呼吁官方正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舆论。他告诉《联合早报》:“如果是纯粹的造谣,进行打击没有问题,而武汉疫情当时显然已有苗头,面对社会舆论监督,动不动就上升到维稳,用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来打压,显然是不妥的……这也表明武汉当局在信息社会里,治理能力没有跟上时代。”

北京大学政治学学者杨朝晖受访时则指出,官方对舆论采取了习惯性的严厉管理,此次的教训是,“如果不会引起重大社会影响和动荡的舆论,应该适当放松管控,给予更多宽容”。

(记者是《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

发布/2020年1月30日 3:30 AM,文/杨丹旭,来自/联合早报;原文链接: https://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cnpol/story20200130-102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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